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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饭桌上的教育经

信慧行2019-06-09 06:31:25

叶永和的家在北京的西边,爷爷叶圣陶的痕迹无处不在。正对大门的餐厅墙上,挂着叶圣陶白眉毛白胡须的刺绣像;餐厅的拐角处,是爷爷为叶永和题写的《醉太平》词一首;在客厅的书柜上,放着当代书法家启功重题叶圣陶写的“善满居”。


这些年,叶永和在追寻爷爷的脚步。一个月前,由他的父亲叶至善整理选编的叶圣陶书信、日记、诗文集《我与四川》再版。叶永和与姐姐叶小沫重走成都、乐山等地,就是为了寻访爷爷于抗战岁月中,散落在街巷中的足迹。




住进八条胡同后,爷爷应下新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一职。初到北京,他换了一册日记本,在封面上题了四个字,“北游日记”,可见他是准备游个一年半载,就回上海的。但没想到,爷爷展开教材编写工作后,忙得一塌糊涂,整个后半生都在北京度过了。




爷爷来北京的第三年,我出生了。因为他太忙,我们的相处并不多,更不用说他对我有什么“耳提面命”的教育了。后来总有人问我:大教育家叶圣陶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我想了又想,实在总结不出条条框框的法则来。倒是小院里的那张八仙桌,像个临时课堂,留下了很多琐碎记忆。


在八条胡同里,一大家人每天都要围着八仙桌吃晚饭。首先,入席就是要讲规矩的。爷爷和奶奶先坐,小辈们再依次坐下。后来孙辈越来越多,几个小的只能轮流上桌。


爷爷在八仙桌上教我识字。印象最深的是在冬天,北京烧炉子,屋内暖和些。爷爷一回家就换上棉袍,在八仙桌前坐定,掏出几张识字卡片——他将用过的台历裁成方纸,拿红色的毛笔写上字,教我认。


爷爷建议,在饭堂的电话旁放一块小黑板,让我在接到电话后,用粉笔记录通话内容,留言给其他人看。爷爷时刻关注着黑板上的各种小字,遇“佳作”一则,还会在饭桌上表扬一句。爷爷的意思是,让我们在生活细节中,锻炼听说读写的能力。




当然,爷爷也有严厉的时候。有一次,我急匆匆扒拉了两口饭,放下碗筷蹦达着离开,不小心“咣”地一声摔了门。爷爷“噌”地起了身,厉声叫住我,“重新关一次门”。结果他越严厉,我就跑得越快,躲到了北屋,不肯出来。爷爷吃完饭,跑去北屋,揪着我的耳朵,一字一句地要求我,“把门再关一次”。我只能老老实实、轻手轻脚地,又关了一次门。这件事情,我现在想起,仍然记忆犹新。


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日常,就是爷爷的“教育”。他总在细枝末节的地方严厉苛刻,跟我们较劲儿,却从不列什么书单,也不过问我们的成绩。1968年“文革”,念初一的我去陕北延安插队,姐姐叶小沫已经到了黑龙江依兰,爸爸去了河南“五七”干校,一家人南北东西,互通消息全靠写信。即便如此,爷爷每次回信,都要先一一挑出错别字,发现用法不当的词,还要仔细分析一番。叮嘱完毕,再进入正题。


爷爷说过:“我想,‘教育’这个词,往精深的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含义。”



他的宠爱很讲原则


爷爷很少责骂我们,那次揪耳朵,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体罚”经历。但他有股劲儿,总让我有点怕。在爷爷面前,我都毕恭毕敬的。直到他退了休,我已经成婚,想找他讨一幅笔墨来,憋了好久也不敢开口。妈妈替我向爷爷求了字,他拎着字来问我:“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


后来我们这些后辈们在一起回忆,都说其实爷爷也有宠孩子的一面。




爷爷喜欢看电影,上世纪30年代,物资相对匮乏,他就经常带孩子“奢侈”一把,去电影院饱眼福。父亲曾回忆,那时的电影院里都有托着盘子的服务生,专卖西式糖果和冷饮。每场演到一大半,银幕上闪过“休息五分钟”,爷爷就大方地拿出两角银元,买来纸杯冰激凌,每人都有一份。


姑姑至美是爷爷奶奶唯一的女儿。爷爷对她疼爱有加,有一次竟然想着要亲自给她做身衣裳。他颇有兴致地叫来至美姑姑,在她身上比划一翻,又拿报纸折出样子,用别针固定住。被一身报纸裹住,姑姑浑身不自在,结果一抬手,报纸全破了。爷爷说:“重来!”折腾了好几次,他终于勉强裁出一件“不太合身”的大衣。后来,姑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件大衣》,写爷爷看着自己做的大衣,“沮丧得不得了”。


叔叔至诚挨的打最多。他是家里的“人来疯”,来客越多,就越闹腾。奶奶为了安抚他,准备了一些水果罐头,哄他去厨房吃。爷爷却是该打就打。这一点,我父亲印象特别深——弟弟每次挨打,身为长子的父亲都要在一旁看着,这叫“陪打”。


但其实爷爷用另一种方式“宠”着这个小儿子。读高中时,他在作文里发牢骚: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各有各的要求,一天满满当当,根本记不住……好像学习就是为了应付老师。书不想念了,要退学!爷爷看了作文,居然不急不气,说道:“不念就不念了吧。”于是,他给至诚叔叔办了退学手续,连这篇作文都被刊发到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主编)上。“高中肄业”的叔叔,被爷爷送到上海开明书店打杂工,驻守库房,整理杂书。结果,叔叔将库房里的书看了个遍,后来自己也写出不少好作品。


经此一事,辍学便成了我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延续到了孙辈。我大哥三午5岁半时,被送进一家小学的幼稚班,回家常常又哭又闹,想来是受了严师的责备。有一回,这位严师在他的成绩单上批了8个大字:“品学俱劣,屡教不改。”爷爷看了,回敬了8个大字:“不能同意,尚宜善导。”让接送三午的阿姨捎了回去。这位严师看了问她:“他们一家是不是都有神经病?”


后来我们都明白了爷爷的苦心,他绝不是一味地惯着孩子胡闹,作为一名教育家,他由衷地认为不只有念书才能称得上“教育”。



冰心说: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


严于律己,是爷爷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认真”的事迹实在数不胜数。比如:每做一件事情,只要开了头就一定坚持到底。他16岁开始写日记,天天写,一直写了78年。小到开一个信封,写个便条;大到读书、写文章、讲话,他绝不马虎。他喜欢整洁,无论什么时候穿戴都清爽利落,办公桌上总是干净整齐。有一回他编教材,朱自清的一篇散文入选,其中有一段写自己的书桌“乱糟糟的”,爷爷看了觉得不妥,执意删了这段。


冰心老人曾说:“在我熟悉的作家中,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为人是最可信赖的。”这些习惯其实跟了他一辈子。1913年,爷爷从苏州新式学堂草桥中学毕业,在家乡的小学当过几年老师,从授课、编教材,到组织学生社会实践、写生活动,都事必躬亲。




1923年,他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每天和作家打交道,处理他们的书稿,替他们领取和支配稿费。丁玲的处女作《梦珂》、戴望舒的《雨巷》、沈雁冰(茅盾)的《幻灭》、巴金的《灭亡》,都是在他做编辑时发表的。连茅盾先生的笔名,也是他改的。沈雁冰最初为自己取名“矛盾”,“大概是讽刺别人也嘲笑自己的文人积习吧”,爷爷看了说,没有人姓矛的,就加了个草字头。


1931年,爷爷离开商务印书馆,到了好友聚集的开明书店,为全国小学生编写《开明国语课本》。1949年,爷爷到了北京,又一头扎进教材里。我小时候的印象是,饭桌上、书房里,爷爷和爸爸无时无刻不在讨论课本该怎么改。用姐姐叶小沫的话说就是:“他好像是在家里上班的。”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提倡语言规范化,每一篇课文都要请北京的老师朗读几遍。我记得,课本里有这样一句话,“东西掉到井里了”,老师读得快,念成了“东西掉井里了”。哪种说法更顺口,到底该不该加这个“到”字,他拿不准,就召集编辑开会讨论。“课本是要影响几百万学生的,一点都马虎不得。”


外人多说爷爷和蔼,他其实是有脾气的,看不过去的地方,一定要呼吁两句。有些狠话,他也敢说。还在任上时,他就批评教育部不懂教育。“人家以为教育部为一中央机关,殊为了不起,实则类乎‘空城计’。且戏台上之‘空城计’,除两个老兵而外,尚有诸葛亮。教育部之‘空城计’则并诸葛亮而无之,惟有两个老兵在城门边扫地而已。”意思是:只做门面功夫,里头什么都没有。



生活本来就是艺术


父亲说过,爷爷将太多精力花在了教材编写上,耽误了自己的写作。早年他在商务印书馆编“学生国学丛书”时,每晚回家都要赶工,写《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按月连载。他的童话《稻草人》,鲁迅称之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创作之路”,同样出自这个时期。这两部早期的作品,一部写“从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知识分子的追求和幻灭”,另一部写“人世间的悲剧,稻草人挽救不了”,都被打上浓浓的现实主义烙印,成了他一生的代表作。


上世纪50年代,爷爷给小学语文课本创作儿歌。其中有一首《小小的船》。“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1955年5月9日,他在日记里抄下这首小诗,很“得意”,“意极浅显,而情景不枯燥……”多年后,我们整理他的儿歌,零零总总居然有100多首。这些长长短短的句子,没什么波澜的故事,也没什么华丽的辞藻,只是充盈着童趣和情调,流露着温情与暖意。


爷爷还是个观察家,能把植物写得有滋有味。清新淡雅的小短文,从种子发芽,一直写到花朵盛开。收录进小学语文课本的就有《爬山虎的脚》。“那些叶子绿得那么新鲜,看着非常舒服,叶尖一顺儿朝下,在墙上铺得那么均匀,没有重叠起来的,也不留一点儿空隙。”


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爱摆弄花花草草。我自小住的院子,从初春到深秋,就从未断过花。常见的夹竹桃、百合,名贵的牡丹、郁金香,还有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他每日早上起来,下班回家,都要忙里偷闲,驻足跟前,观察一番。退休后,爷爷还和老友俞平伯、植物学家贾祖璋比赛,互相寄牵牛花花种,各种各的,看谁的花开得最好。而这些花开花落的过程,都被他写进了文章里。


爷爷评价文章好坏的方法与众不同。他认为的好,从来不是指辞藻和技巧,而是用词准确、句子通顺、简单明了。他一直提倡,“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生活是创作的源头,谁的生活充实,谁就是诗人,至于写不写的出来,就看他本人的兴致了。”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家的小辈们大多子承父业,成了编辑,只有我走了“另一条路”,当了工人——爷爷其实一直希望我们能做实打实的工作,生产一两样实实在在的东西。不过,随着年岁增长,我现在也越来越能领会到爷爷提的“生活本来就是诗,就是艺术”——先观察,然后有感悟,最后才是表达。





文章来源:环球人物(ID:globalpeople2006),图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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