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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声音】独家:听八位专家谈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如何面对风险与机遇

中国银行业杂志2018-12-05 11:02:12

文/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  中国银行业杂志编辑部


编前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银行业要主动调整体制机制以及业务结构,在转型中实现稳健发展;要加快改革创新步伐,严控金融风险,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日前,在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共同发起的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发布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中国银行业发展新时代”研讨会上,多位业内专家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银行业的转型与发展提出了前瞻性的见解和思路。中国银行业杂志微信公众号今天将部分业内专家大腕的精彩观点加以梳理,与微信读者共享,以下专家排名不分先后。


本期嘉宾:

中国银行总审计师肖伟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宗良

重庆银行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邦强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


中国银行总审计师肖伟

银行国际化业务大有可为

深化双向开放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将给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然不能仅仅拘泥于提升国内需求的供给水平,还应该包括对国际需求的供给能力的提升,特别是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的相关国际需求。同时,推动改革还需要充分利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吸引全球资本、自然资源、技术、人才流入,提升供给侧效率。

可以说,深化双向开放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和必然选择。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国。未来,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将更为广泛和深入,将给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当前“三去一降一补”五大重点任务来看,银行国际化业务大有可为。

在去产能方面,支持优势产能“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链布局和产能合作,提供资金、智力、平台的综合化服务。

在去库存方面,随着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和中华文化影响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在我国长期居住,金融支持其合理置业需求。

在去杠杆方面,帮助企业在境外发行资本工具、引入战略投资者,引进长期性、股权性资金,切实降低企业负债水平。

在降成本方面,根据当前部分国家货币利率较低甚至“负利率”的情况,完善渠道引进低成本资金,并利用银行信用进一步压低成本。

在补短板方面,完善跨境服务渠道和产品体系,搭建境外高效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优秀人才“走进来”的桥梁。

这些金融需求将为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带来现实的发展空间,并深刻影响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模式和业务重点。

未来,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应进一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准着力点,开启发展的新局面。

在战略定位上,坚持以支持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当前的重大战略部署,需要金融业的支持,也决定着金融业的市场环境和业务空间。中国银行业要主动担当历史责任,力争“十三五”期间国际化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再上一个台阶,与改革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需求相匹配。

在网络布局上,坚持服务产能的全球优化布局为导向。经营网络是金融业实现深入服务的基础。除了进一步加大对产能全球优化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比如“一带一路”沿线的机构布局以外,更要注重强化网点服务效能,提升深度参与和广泛辐射的能力。持续提升在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运作能力,调动全球资源支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在产品和服务上,坚持以提升实体经济供给水平为前提。对于有助于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的跨境金融需求,坚持综合化服务,根据其特点提供资金、智力、平台的全方位服务,不断创新跨境投融资产品,切实提升资源“引进来”、“走出去”效率、降低相关成本。同时,限制对低端供给的跨境金融支持,引导其升级改造。

在自身能力建设上,坚持做供给侧改革的合格践行者。“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也应提升自身的供给水平。国际化发展不能盲目求快、求大,应追求“轻资本”的内涵式增长;保持风险、成本、收益的“协调”发展,强化对国别风险、操作风险的有效监控,将全球集约化管理落实到位,走稳健发展之路。


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供给侧改革促银行业务转型和体制机制转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对银行的转型发展来说,应该会带来很好的推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业务转型,二是体制机制转型。

从业务转型来说,毫无疑问银行业已经感受到一些压力,例如产能过剩的治理等。但是还有许多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的重大因素的推进,会持续对银行业的业务转型带来影响。比如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是供给侧改革实现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用普惠金融的方式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支持,最终为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的不断优化提供金融支持。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支持,银行业自身的资产结构也会随着这些方面的推进得到比较合理的改善。

从国家的大产业结构调整来看,未来会产生一大批新兴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会得到国家大力支持。这也需要银行业顺应国家要求,对这些新兴产业提供很好的支持。与此同时,银行业对公业务结构也会随着大的思路的推进得到较好的调整机会。关键是怎么把握这个机会。

绿色经济肯定是供给侧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银行业怎么来发展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一系列创新业务,对整个业务结构的改善、转型会带来比较好的推动作用。

对银行业来说,体制机制非常重要。从供给侧改革要求来看,未来企业、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会不断提升,从比较粗放的要求,上升到集约化的、精细化的要求。这对银行的体制机制也会提出更多改善优化的要求。这将涉及到银行的营销体制、运营体制、考核激励机制、风险管理机制等一系列方面。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决策机制,是如何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改善其业务流程等方面。这一系列方面都会在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过程当中形成越来越迫切的转型需求。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

2017年银行业经营将呈现八大趋势

2017年作为“十三五”规划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走向纵深,“三去一降一补”继续作为政策的主要抓手,为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优势、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创造更大的机会空间。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模式也将更多地从“重资产”向“轻资产”转变、从“做大”向“做强”转变、从简单融资向“融资+融智”并举转变,行业整体适应能力将持续增强,运营效率进一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全面提升。

具体来看,研判2017年我国银行业经营将呈现八个方面的特点和趋势:一是公司金融领域,投资银行和交易银行发展提速,PPP参与积极性提升;二是零售转型持续,按揭贷款增速放缓,消费金融和信用卡继续成为发力重点;三是理财增速放缓,委外投资和资本市场业务加大;四是Fintech(金融科技)成为真正的重头戏,金融与科技展开更深层次融合;五是业务分拆将加速落地,集团化发展共识加深;六是国际化战略继续推进,海外利润占比不断提升;七是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市场化债转股提速;八是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开,民营银行、数字金融供给主体及影响力增加。

2017年及未来的5到10年,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蓄势待发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转型升级、消费升级转型、“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战略,为银行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机遇。

首先,产业转型升级将带来新商机。我国已处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全面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以中高端制造、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将加快推进。2016年第三产业实现7.8%的增长,占GDP比重达到51.6%,预计2017年这一比重有望达到53%,2020年预计将达到57%以上。

其次,消费升级转型拓展了巨大的新市场空间。我国已进入大众消费的2.0时代,消费结构正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强,消费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据测算,我国消费总规模将从2016年的33万亿扩张到2020年的45万亿-50万亿,年均增速在8%-11%,2017年预计将达到36万亿的规模。

第三,国家三大战略实施有望带来难得的新发展机遇。2017年,“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将齐头并进,激发大量投资机会出现。据我行研究院测算,未来5年,长江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在万亿元以上,绿色产业投资规模在8万亿左右,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将达到7万亿,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达10万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周琼

关注“去杠杆”下的信用风险

《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2016)》调查显示,银行家关注的首要风险是经济下行导致的信用风险。信用风险和“去杠杆”紧密联系。

对信用扩张/加杠杆作用的探讨。奥地利学派米塞斯1934年在《货币与信用理论》中写道:“经济危机之所以循环发生,乃是政府不顾过去经验的教训以及经济学家的所有警告而企图以增加信用的方法来刺激经济活动的后果。”和凯恩斯靠政府来熨平经济波动的理论正好相反。经济学界对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一直都存在争论。没有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着负反馈和正反馈。负反馈使市场自动趋于均衡;正反馈使不均衡扩大,可能需要政府调节。但也可能没有政府调节,经济自身的力量最后还是会达到均衡的。政府调节可能过头,为了走出萧条却搞成过热,或者没让市场及时出清,导致更严重的周期波动。重温米塞斯的观点,也可以作为对过度信仰政府能力的一种平衡。

米塞斯认为,“通货膨胀和信用扩张理论所创造的繁荣是短期的,必然要以衰退而结束”。信用扩张所创造的繁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关键要看信用扩张形成的生产力是否能形成有效的产出。英美铁路建设的历史可资参考。19世纪40年代铁路建设高峰期,铁路投资在英国固定资本形成的占比曾高达40%-50%,1869年竣工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对美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铁路建设需要巨额的资本投入,可以说都是靠信用扩张建设的,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马克思都赞叹过的。这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本身收益好,而且对全社会有很大的正外部性。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铁路就由于运力过剩,很多铁路公司亏损倒闭。美国铁路运营里程在20世纪10年代达到顶峰40万公里,2000年前后降到16万公里,2014年恢复到23万公里。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就会边际收益递减,形成难以消化的债务负担。这时米塞斯的话成为正确的了。

加杠杆的积极作用和过度带来的风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的路,“时空压缩”效应非常突出。短时间内的迅速发展,一方面是靠改革和开放打开市场激发活力,另一方面也辅之以信用扩张,靠货币信贷杠杆撬动加速。加杠杆刺激了经济增长,使个人能在当下享有更好的生活、企业能更快的扩张和盈利。公众对过度杠杆导致的金融危机经常指责金融机构,但拉詹在反思次贷危机的《断层线》一书中认为是政府、监管机构、金融机构和大众“我们的行为‘齐心协力’地把世界经济逼到了灾难的边缘。”杠杆能加得这么多,显性隐性的国家信用是个重要原因。

关注去杠杆。 去杠杆需要减债务,增资本,提高资产收益率(投资回报率)。减债务包括减本金和降利率。减本金有归还贷款、核销、债转股等方式,企业“缩表”最终会表现为银行“缩表”(规模增长放缓甚至下降)。如果以名股实债降杠杆,是否是“名去实加”?名为降杠杆,实为加杠杆。

银行和企业都要从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增长,向创新、精细化管理要效益。对银行来说,需要考虑经济周期、成长性,识别哪些是长期来看值得支持的企业、项目。如果去杠杆问题能平稳逐步解决,那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也就能够化解。


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

2017年银行业降低不良的压力仍然很大

近期,我们欣喜地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率上升势头趋缓,同比增福下降;作为不良贷款的先行指标,关注类贷款余额在2016年第四季度有所回落。但是,现在很难说资产质量实质性改善的拐点已经出现。不良贷款高发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滋生不良的环境也没有根本改善,2017年银行业防范风险、降低不良的压力仍然很大。

首先,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依然面临压力。尽管2016年上半年以来经济增长有趋稳迹象,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我国经济增速或在今年放缓至6.2%,2018年以后温和下降至6.0%,此后还可能进一步平缓下降。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比例远高于直接融资,企业融资超过70%来自银行体系,对银行信贷过度依赖。作为典型的亲周期行业,我国商业银行不可能独善其身。

其次,滋生不良贷款的环境并未根本改善。我国较长时期以来依赖信贷密集型经济增长模式,由此产生的存量债务积压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不少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财务上缺乏硬约束机制,企业规模扩张时,很少考虑资金成本与还贷能力,这为不良贷款的产生埋下伏笔。本世纪初,我国银行业有过一次大量剥离不良贷款的经历,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为国有企业改革埋单。而这些年,随着强刺激政策退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阵痛和成本,又再次体现为大量的不良贷款。

再次,银行业处置不良贷款的政策有待优化。目前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受到政策制约较多,财税政策有待完善,银行自主权不够,核销不良贷款所需法律要件较多,表外利息减免标准偏高。同时,不良贷款转让受限也比较多,难以满足当下的实际需求。

此外,尽管近年来大多数省份成立了地方资产管理公司,但与银行业2万亿元的不良贷款总量相比,处置主体与处置能力都严重不足。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大、企业经营困难的形势下,商业银行往往被当成救命稻草,被迫扛上“救死扶伤”的道义责任。前期东北特钢债券违约事件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消极态度令人震惊。

美国银行业有句谚语,多数不良贷款是在好光景时候放出去的。尽管这两年来银行业经营相对谨慎,防范风险的手段不断加强,但短期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还可能继续攀升,银行资产质量还可能进一步恶化。

从区域看,不良贷款风险将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蔓延。中西部地区由于资源型行业比较集中,企业规模大,国有企业偏多,不良贷款可能要更长时间才能充分暴露。从行业看,尽管当前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率不高,但其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集中了大量信贷资金,在“去库存”的巨大压力下,其潜在风险将进一步显现。此外,影子银行体系和银行非信贷业务的风险,也都可能逐步暴露。

综上所述,2017年整个银行业仍然要对资产质量保持警惕,并持续采取更多元化的措施处置不良、防范风险。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宗良

未来银行发展面临三大机遇 

目前在国内国外都有一种趋向,人们常常一提到银行就很容易说其面临的风险。曾经有专家说过,银行可能是21世纪的恐龙,这里就有一个亟待回答的问题,到底如何来看待风险和机遇的问题?我个人感觉银行业整体上来讲未来仍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要看风险与机遇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些风险很大,但如果处理得比较好的话,往往就是最大的机遇。我们知道,当年红军进行的长征是一个典型的把重大挑战变成重大机遇的一个历史事件。从今天的情况看,全球化也比较特殊,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普遍觉得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但经过慎重应对和长期发展,最终是我们抓住了重大机遇。美国花旗银行主席曾说过,简单的说,银行就是管理风险的行业。从这点看,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机遇。因此,对银行来讲,机遇是机遇,风险也是机遇。

因此,我认为未来银行的发展中面临三大机遇。

第一,坚持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机遇。银行现在有大量资产分布在低端产业,必须转型升级,去掉低端,中间的、中等产业的能转型升级的进行调整,合适的上去,不合适的下来。还有,支持补短板的产业,比如支持航空发动机制造、手机芯片制造,包括银行用的大型机设备生产等。这些要求我们,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使银行资产的存量和结构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给银行业带来重大的机遇。

第二,消费升级转型发展机遇。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是未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按照目前数据,消费拉动经济的比例是64.6%。未来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巨大潜力,一个社会从穷人多变成富人多,消费是巨大的,中国目前存在的贫困人口脱贫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动力。一个社会的观念从存钱为主到将来借钱消费,孕育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和市场,这同样会给银行的消费信贷和理财带来巨大的空间。

第三,全球化发展机遇。西方国家倡导全球化,收效甚微,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倒退。但世界不能失去方向,中国还要尽力推进全球化。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政策和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在未来发挥很重要的作用。而我们努力推进的RCEP和FTAAP也很可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都将为银行业的全球化发展提供重大机遇。


重庆银行金融研究院院长陈邦强

构建地方银行差异化发展的2.0版本

谈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不同行业的关注点不一,但更多的关注重点是放在了这场挑战所形成的压力。从银行业角度来说,通过全行业的主动作为,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正在给行业转型发展注入“制度红利”。拿近期公开发布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中国银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得到了健康的发展,没有掉队。从总资产与总负债来看,两项指标的总量与增速均保持稳健增长,同时银行业结构优化调整趋势没有改变,并保持着较快的步伐。以银监会公布的全国130多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来看,2016年全国城商行总资产、总负债增速尽管呈现小幅回调,但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4.53%、24.96%,高于全国银行业平均水平近9个百分点,高于大型银行同项指标分别有13.74、14.0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同项指标分别有6.99、7.27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同期的两项指标。从增速所支撑下的行业占比看,全国城商行总资产与总负债的市场占比分别达到12.16%、12.29%,高于上年同期,达到历史新高。这些数据背后反映出,银行业自身的结构调整呈现出令人鼓舞的一面。

在近几年的全国地方银行队伍中,不少行立足地方,针对当地特定的客户市场开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通过对小微企业的创新服务,在城镇化、养老、创业和再就业等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银行业小微贷款中各家商业银行贷款20.3万亿元,其中城商行4.5万亿、农商行4.9万亿,在商业银行中合计占比46.9%,达到近半壁江山。

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给全国为数众多的小银行带来创新发展的空间。地方银行在这些领域发力,以做深做透客户的理念坚守与战略定位,给自身带来创新的活力。为此,小银行亟待切实弥补发展中存在的“短板”,尤其要弥补差异化战略、科技手段、风险管理等方面与业内同行标杆的差距,尽快迈过靠单方面的热情服务、靠拼价格拼成本、甚至靠降低风控标准来实现特色化服务的1.0版本。迈过这条坎,需要提升战略的主动应对能力,提升自身的科技能力,提升应对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带来的实体经济变化的能力,主动参与到国家重大战略落地当地的经济发展产业链中,从这几个维度提升特色化水平,构建地方银行差异化发展的2.0版本。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战略发展部总经理李麟

中国商业银行正积极拥抱金融科技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国际银行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中国银行业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景。特别是在互联网金融领域,中国商业银行积极拥抱金融科技,走出了可持续发展之路。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最佳实践已死”。不管是从全球银行业,还是从国内各行各业供给侧改革来看,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方面,西方最佳实践的商业银行并没有想象的好;另一方面,中国银行业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尤其是在支付结算领域,借助Fintech技术,走在世界银行业的前列。尽管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唱衰中国银行业的声音,但是我们发现国际最佳实践已死,而中国银行业依然如故,健康前行。可以说,中国银行业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表现最好的行业之一。

第二,“冰火两重天”。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环境,将面临“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仍然陷在传统产业停滞不前的银行意味着“冰”,而积极拥抱数字化和新兴产业的银行意味着“火”。通过对经济的观察,可以发现,现在经济增长的6.7%跟以前有质的差别。以前的6.7%是随经济同步下行的结果,但自去年年底以来,经济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银行的支持下,区域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好的地区增速超过10%,差的地区严重落后于平均增速。一些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比如上海90%的产业已完成转型,深圳表现更为突出,数据显示已全部完成。之前老说“资产荒”,但是“春天”在哪里?大家都觉得供需两方实际上并没有找不到资产的情况。反思今年银行业不良下降以及部分银行良好的效益表现,可能就是离“冰”稍微远点、离“火”稍微近点的结果。中国银行业在改革中成长,我们要积极消化“冰”,主动拥抱“火”,将供给侧改革从“三去一降一补”延续到新兴行业中去。

第三,“彩虹都在风雨后”。回顾去年年底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投资驱动带来那么好的效果没想到,而且跟传统支持的项目有很大的差异;二是虽然基准利率没有变动,但市场利率快速上涨没有想到。这说明供需已发生变化,尤其是新兴产业能承受高利率,产业投资开始活跃;三是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生机。这些说明,银行只要坚持,彩虹总在风雨后。

第四,“双轮驱动弯道超车”。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两个方向都取得了大发展。中国银行业不必妄自菲薄,我们的支付效率已经是全球最高。伴随着Fintech分业监管和投贷联动试点,在金融科技和科技金融的双轮驱动下,中国银行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结合前面三点,在双轮驱动下,中国银行业将以数字化为主线,走出一条特色化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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